影視人類學
影視人類學概述


   影視人類學的英文名稱是"Visual Anthropology",此術語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1985年,當時的國際影視人類學委員會主席、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的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 Balikci)將這個術語介紹到中國來,1988年,于曉剛等在《云南社會科學》發表《影視人類學的歷史、現狀及其理論框架》,影視人類學這一術語正式出現在中國的刊物上。

   影視人類學的定義:"影視人類學是以影像與影視手段表現人類學原理,記錄、展示和詮釋一個族群的文化或嘗試建立比較文化的學問。"(莊孔韶《文化與性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頁)

   影視人類學的載體:照片、電影膠片、錄像磁帶、數字照相(錄像)機-電腦構成的多媒體表現系統。

   影視人類學的作品一般稱為人類學片。人類學片的定義:"人類學片是在人類學理論指導下,綜合運用人類學研究的科學方法和影視學的表現手段,對人類文化進行觀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張江華、李德君等編著《影視人類學概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5頁)

   人類學片分兩種,一種是人類學的成片,這是經過了人類學家剪輯后的成品,另一種是人類學的素材片,這是人類學成片的來源。就兩種人類學片的重要性來說,人類學家更加偏愛的是人類學素材片:它們是典型的歷久彌新的東西,越久越珍貴,因為它帶有原始資料的性質。

   人類學片的本質是另外一種民族志的形式。相對于文本這種靠人類學家的觀察和寫作來完成的民族志類型來說,人類學片的優點恰恰在于彌補了文本民族志的不足,即文本需要讀者借助想象來還原人類學的田野場景,而人類學片則直接顯示了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環境。

   影視人類學的發展歷史(部分資料采自《人類學通論》草稿第二十二章《影視人類學》)

1898年,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托雷斯海峽拍攝了當地土著的社會生活。
1901年,斯賓塞(Baldwin Spencer)在澳大利亞拍攝了袋鼠舞和祭雨的儀式。
1904年和1907年,伯奇(Rudolf Poch)分別在新幾內亞和西南非拍片。
1908-1910年,漢堡南海考察隊在密克羅尼西亞和美拉尼西亞拍攝了土風舞等內容。
1912年,格斯頓.梅里斯(Gaston Melies)在塔西提和新西蘭拍片。
1918年,馬丁和奧薩.詹森(Martin and osa Johnson)在西太平洋所羅門島和新赫布里群島拍攝了影視短片。

   以上這些自覺或不自覺的拍攝活動和拍攝作品被視為影視人類學實踐和作品的萌芽。

   1922年6月1日,弗來賀提(Robert Flaherty)拍攝的反映愛斯基摩人的影片《北方的那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在紐約的首映獲得極大成功。《北方的那努克》被認為是早期人類學片的經典之作,并被認為是人類學電影的誕生之作。后來,分別在1926年和1934年,弗來賀提還發行了有關薩摩亞群島的《莫亞那--黃金時代的浪漫曲》(Moana-A Romance of the Golden Age)和有關愛爾蘭西海岸線外的阿蘭群島的《阿蘭的男子漢》(Man of Aran)兩部人類學影片。

   盡管弗來賀提的《北方的那努克》是人類學電影的誕生之作,但是,弗來賀提并不是一個人類學家,他的拍攝并不是從人類學的視角切入的,他的拍攝思想最多只能算是帶有一種樸素的人類學思想的拍攝,而真正由人類學家操作,自覺融入人類學的思想和方法的拍攝工作開創于20世紀30年代的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米德(Margaret Mead),1936-1939年,當他們在巴厘島上作文化與性格的研究的時候拍攝了兩萬多英尺的膠片,并剪輯成六部片子,他們認為,電影可以實現文字調查報告不能表現的東西,電影的運用可以成為人類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20世紀60年代,伴隨著便攜式16毫米電影攝影機和同期音設備的使用,出現了一個重要的人類學電影:由法國人類學家讓*魯什(Jean Rouch)和社會學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一起制作的《夏日紀事》(Chronicle of a Summer)。該電影的重用意義在于體現了新的拍攝思路,即共享的人類學拍攝思想。(詳述見"影視人類學拍攝思想的轉變"一文)

   這一時期還有一些重要的人類學片。如,1958年由勞倫斯*馬歇爾(John Marshall)拍攝發行的《獵人》(The Hunters),描寫的是布須曼人的狩獵生活。1968年由羅伯特*加德納拍攝發行的《死鳥》(Dead Birds),該片用鳥的死亡隱喻人的死亡,描寫的是新幾內亞的達尼人部落間的戰爭與宗教儀式的場面。1974年由羅伯特*加德納拍攝發行的《努爾人》(The Nuer),該片展示了努爾人一些具體的生活場景,為學生了解努爾人提供了生動的形象,因此被廣泛利用在人類學的教學中,但是,該片并不太符合人類學的要求。

   中國影視人類學的發展歷史(部分資料來源于《影視人類學概論》張江華、李德君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大陸部分

1927-1935年,斯文*赫定考察團拍攝了許多電影膠片,例如,1927年7月,考察團在內蒙古白靈廟一帶拍攝的買達爾圣節廟會活動的底片長達1100米。
1933年,凌純聲、芮逸夫、勇士衡受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派遣,前往湘西苗族地區調查,使用了電影攝像機,1934年,凌純聲和勇士衡在云南作民族考察的時候,再一次使用了照相機和電影攝像機。
1937年,在楊成志的領導下,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聯合對海南島黎族、苗族進行民族學田野調查,調查過程中也拍攝了人類學片。
40年代,沒有人類學拍攝的記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1956年國家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歷史調查,這期間,有的民族學家提出利用電影來記錄少數民族的社會生活的建議,得到中央的支持。
1957年,少數民族記錄片的拍攝工作正式開始。
1958年,拍攝完成《佤族》、《黎族》、《涼山彝族》三部人類學片。當時,這些片子被稱為"少數民族科學紀錄片",后來又加了"社會歷史"四個字,成為"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片",此后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期。
1959年,拍攝完成《額爾古納河畔的鄂溫克人》。
1960年,拍攝完成《獨龍族》、《景頗族》、《西藏農奴制》、《新疆夏合勒克鄉農奴制》、《苦聰人》。
1962年,開始拍攝《西雙版納傣族農奴社會》。
1963年,拍攝完成《大瑤山瑤族》、《鄂倫春族》。
1964年,拍攝完成《赫哲族的漁獵生活》。
1965年,拍攝完成《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姻》。
1966年,拍攝完成《麗江納西族的文化藝術》。
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許多民族的人類學片的拍攝計劃未能實現。

80年代以來,人類學片和帶有人類學性質的影片的拍攝在三個系統中進行,一是民族研究部門、民族高等院校的人類學片的拍攝,一是影視系統的人類學片拍攝,一是音像公司的人類學片拍攝。 民族研究部門、民族高等院校的人類學片的拍攝工作首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該所在1979年成立電影組,后成為影視人類學研究室。
到1997年,該研究室已經在全國8省區拍攝了有關民族文化的人類學片系列40多部,如苗族系列、黎族系列等。
從1983年起,中央民族大學開始進行人類學片的拍攝,例如10集的《柯爾克孜族》,
1985年的《白褲瑤》,莊孔韶教授的《端午節》等。另外,云南社會科學院、貴州社會科學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也有不少的人類學片問世。

   影視系統的人類學片拍攝首推中央電視臺,自80年代以來,該臺組織大量人力和物力拍攝和播出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為題材的紀錄片,例如《絲綢之路》、《話說長江》、《南方絲綢之路》、《唐蕃古道》等。此外,全國還有許多地方電視臺也拍攝了不少記錄片。廣西民族電影制片廠從1984-1990年與研究機構合作拍攝了《白族》、《迪慶藏族》、《瀘沽湖畔的母系親族》、《阿佤山紀行》等30部片子。

   參加人類學片拍攝的音像公司首推廣州東亞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和福建東宇影視有限公司,這兩個公司先后制作了80多部以民族為題材的片子,如《普吉和他的情人們》、《走進獨龍江--獨龍族的生存狀態》、《山洞里的村莊》等;云南影視廣告藝術公司先后完成《中國苗族》和《中國瑤族》系列;中國民族音像出版社攝制了57集的《中華民族》。

   雖然被冠以人類學片的名稱,但是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來說,影視系統和音像公司拍攝的許多片子并不可以稱為人類學片,這是應當注意的。

   自80年代開始,大陸的人類學和民族學界也展開了影視人類學的研究工作,這主要集中在探討影視人類學的性質、拍攝原則、人類學調查與拍攝的關系等方面,同時,大陸的影視人類學也有了一些與國際上交流的重要機會,如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影視人類學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就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會議。

   臺灣部分在1945年日本占領臺灣以前,有一位叫烏居龍藏的日本學者利用照相機拍攝了許多反映臺灣民族(當時被日本人叫做"原住民")情況的照片。

   20世紀70-80年代,胡臺麗教授是臺灣影視人類學家的代表。她與李道明先生拍攝的《蘭嶼觀點》,反映了胡臺麗教授"本位視覺"(用拍攝對象的眼光觀察本民族的文化)的人類學思想,對臺灣影視人類學的發展影響很大,此后,"蘭嶼觀點"成為在臺灣廣泛流傳的一種拍攝觀點。 1970-1972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影視人類學教授蓋瑞*西曼教授在臺灣拍攝了"十二年宇宙更新祭典"系列,記錄了70年代在臺灣埔里鄉村漢族的傳統文化。 80年代,美國的卜道在受聘為"國立臺灣大學"的人類學系教師后,帶領學生拍攝了賽夏族的朝拜矮靈的祭祀活動。 1984年,胡臺麗教授拍攝了記錄排灣族"五年祭"的人類學片。 1997年,胡臺麗教授拍攝《穿過婆家村》,記錄了臺灣鄉村社會的變遷。

   在90年代,還有以王慰慈女士、李道明以及井迎兆、李泳泉等為代表的一批人類學片的拍攝者和研究者,致力于推廣影視人類學和紀錄片的事業。

   影視人類學拍攝思想的轉變在人類學片拍攝的早期,出于建立一種科學學科的努力和思想,強調人類學片拍攝的客觀和真實,并用客觀和真實這種標準來要求評價人類學片的拍攝工作,例如,人們評價《北方的納努克》,就會指出這個人類學片存在的人為和虛假的方面。客觀和真實引申出來的一個要求就是人類學家在拍攝過程中應當保持一種客觀、超然或客位的態度來反映被拍攝對象,并避免在人類學片中帶入拍攝者的情感和偏見或避免影響被拍攝者。在20實際60年代以前,西方的人類學界,在影視人類學領域,人們就是持這種思想來指導人類學片的拍攝的。

   在影視人類學介紹到中國之初,中國的人類學家在進行影視人類學的理論研究時,也繼承了這種要求真實和客觀的思想,強調人類學片的科學性和真實性。

   受人類學在民族志上的反思的影響,在20實際60年代,人類學片的拍攝思想開始從真實、客觀、科學轉向了"分享"。"分享"的思想是一種反饋式的人類學思想,它允許人類學者在影片中反映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互動,允許人類學片反映拍攝者的情感,允許被拍攝者在拍攝結束后的積極參與。在1960年,這種"分享的人類學"思想由法國人類學家讓*魯什(Jean Rouch)在影視人類學領域實踐,這一年,他與社會學家埃德加*莫林合作拍攝了《夏日紀事》(Chronicle of a Summer)。在《夏日紀事》中,第一部分是記錄拍攝者走到攝影機前,參與拍攝對象的討論和提問的場景,在獲得素材后,拍攝者將素材回放給被拍攝者,并將他們對素材的批評、對素材取舍的討論意見拍攝下來,作為《夏日紀事》的第二部分而存在,從而完成了整部片子的制作。讓*魯什這種"分享"的嘗試,"其重要意義在于他超越了認定'真實'的單向把握和超越了認定主位-客位的簡單溝通思想,肯定了人類學家以影視手段對文化建構的作用以及表現了人類學家、攝影師共同對人性、倫理、價值、政治、權力的關注。"(莊孔韶《文化與性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頁) 從60年代開始到現在,這種"分享"的拍攝思想在人類學界得到進一步的討論。

   影視人類學家 卡爾*海德,見《民族志電影的歷史及理論體系的開創之作》的第一部分。 人類學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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