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 代 發 展

中央民大學生黨員“三個代表”實踐服務團赴長陽、恩施調查報告 ---cicala

用數字生物驗證達爾文理論

  “解釋眼睛”是對演化理論的經典挑戰,也是一個自達爾文時代以來在很多場合曾被回答過的挑戰,即小變化的逐漸積累導致形成一個顯然很復雜的器官。
  驗證達爾文進化論的另一個辦法是采用數字生物,即可自行復制、突變和演化的電腦程序。在Avida軟件平臺(http://dllab.caltech.edu/avida/)上運行的數字生物種群常常演化出進行復雜邏輯運算的能力,這些邏輯運算要求協調地執行很多基因組指令。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那些首次出現時是有害的突變在復雜特征的演化過程中也會起鋪路石的作用。

關于利他主義的最新研究成果

  關于人類利他主義本質的研究工作在生物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中引起極大興趣。解釋這一現象的多數理論(如基本的博弈理論或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著作)都認為,只有當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或制裁行動使得人類無法不合作時,人類才進行合作。
  但是,從德國波恩大學一組玩“真德國馬克”游戲的學生獲得的新的實驗證據,向這種流行的觀點提出了挑戰。該游戲表明,如果制裁是由于自私或貪婪的話,那么它對利他主義合作將具有強烈的負面影響。被認為公正的制裁對利他主義沒有影響。

青春期的起源研究

  多數動物從童年直接進入成年,只有人類有青春期。青春期被看作是人類文化的形成以及通過學習獲得知識的關鍵時期。人類學家對于追尋人類青春期的起源很感興趣。青春期這一時間點的位置有可能被看作是我們所說的“人性”的首次萌發。出乎意料的是,在化石記錄中有一個指示器可幫助科學家進行這種研究。這個指示器就是牙齒的發育。穴居人和人類具有“現代的”牙齒發育軌跡,而類人猿、 australopecines和很早的人科動物(habilis和rudolfensis)具有迅速進入成年的牙齒發育特征。
  最令人吃驚的是,能夠直立行走的“直立人”雖然能夠熟練地制造工具,雖然發現了火,但卻是直接從童年進入成年的。

人類學在中國化的求索中邁向世界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博士 王建民
  早在20世紀30年代人類學在中國剛剛作為一個學科誕生時。一些學者就不滿足于對西方人類學的簡單移植,以不同的角度提出發展中國人類學學科體系的設想。蔡元培先生在創建中國人類學的過程中,就提出發展本土人類學的設想,并且派遣學者赴各地進行調查,試圖建立中國的學科體系。

  這種想法又被一些處于學術前沿的人類學家發展為人類學中國化的主張。所謂“人類學中國化”,首先是在西方人類學學術思想介紹和引進到中國來的前提下進行的,是把本來非中、國的東西中國化,或者說變成本土的東西。中國化是以吸收外來哲學與文化為前提的,正是外來哲學與文化傳入中國,才帶來中國化的問題。因此,當中國學者將西方學術理論體系及其研究方法引入后,了解和認識的是西方的東西,研究中使用的是西方的話語系統。在最初的介紹階段,人們滿足于接受不同于原有話語系統的新鮮說法。由于部分人對傳統的不滿心態,在近代以來的印刷資本主義的影響下,甚至會出現一種對新話語的崇拜。

  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20世紀前半期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人類學中國化的提出也同樣與這種觀念有相承的關系。這是與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界相一致的。因為人類學本身是一門重視田野工作、強調實地調查的科學,比較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來說,中國化的呼聲就更強烈,學者們對此問題思考更多。中國化的意見和看法也更多樣化。

  從人類學中國化主張發展的過程,可以看到個國人類學家們對于學術發展認識不斷深化的演進。由簡單的采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材料起步,發展到綜合西方各派學說和方法構成中國人類學,再到匯合中國化運動的潮流,提出更有系統的中國化主張。人類學中國化的發展過程,也是中國學術界由中體西用一晚清國粹派一全盤西化論一中國本位文化論一中國化運動,從文化引進一文化反思一東方文化復興思潮的發展軌跡在人類學界的表現。

  在人類學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們對于西方人類學理論和方法也面臨著是全盤接受,不加分析地應用,還是用分析的態度,綜合的方法加以吸收采納的抉擇。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提出了各自的見解。

  概括來看,建設中國人類學體系或者實現人類學中國化可以說有四種設想。第一種意見 主張利用外國人類學的方法,擇其善者,根據中國實際,綜合而成中國化的人類學。在理論 上必須對國外學科理論進行全面的研究和綜合的汲取,再根據中國的現實加以檢驗與修改,由 是取得思想上的獨立。第二種觀點試圖以經過比較擇出的某—學派的國外人類學理論為張 本實現人類學中國化,但更強調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和事實結合,使西方。學術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上,再加上有了獨立的科學人材,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實現徹底 的中國化。第三種設想主張吸收國外人類學理論合理之處,但因為國情不同。中國所需要的 人類學和歐美殖民地式的人類學應當有本質的區別。應建立一種中國人類學,在觀點、方法 和內容上都與西方人類學有別,成為中國自己的獨立的人類學。中國的人類學固然不能放棄 人類所共同的一面,但尤應注重中國人獨有的一面。要修正地應聞人類學,將一些人類學原 則在中國加以應用,以求適合中國的待殊情況。第四種看法則強調建立中國特色的人類學。 在人類學的定義、研究對象、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上,要有自己的理論,既區別于歐美,又區別于蘇聯,發展中國式的或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

  一些中國學者批判西方人類學,分析中國人類學的特點,沒有因襲國外學者的一般見解, 并提出自我理解的建設中國人類學的道路。這種意見正是中國學者力求擺脫西方學術理論和 方法的束縛的結果。但批評者認為,人們對于印刷資本主義和學術霸權主義的反抗勇氣固然 可嘉,有些人卻令人遺憾地忘記了學科的科學性或規范性。任何學術都有其來源,當代中國 的許多學科實在是由西方引進的,西方人積累了數個或十數個世紀的知識,才形成和發展了 這些學科。其中也不乏中國人的貢獻。同時,學術概念和理論有其自身的邏輯和意義,有學 科的一般規范。既然你是國際學術界的一員,你愿意加入國際學術討論,就必須在概念上能 夠互通,并按照通行的規范來進行對話。所謂中國化應當在這個前提之下提出。

  人類學中國化的主張在不同時代思潮的帶動下,同時也在幾代中國人類學家的傳承中不 斷得到深化。正如許紀霖先生所說,有部分人對本土化流于一般的望文生義,將本土化與世 界化對立起來,以為一講本土化,就是重起爐灶,自立一套。從此可以與洋鬼子對著干,他說黑的,我偏說白的,以此彰顯中國氣派。這種情況或較多的出現在認識混亂的討論初期階 段,不論是30年代,還是80年代;或多出于那些初涉人類學學術討論作者之口。隨著討論 的進行,越來越多的學術界同仁注意到中國化與世界化的關系,對于中國化有了更深層次的 思考。80年代臺灣的人類學中國化、90年代中國大陸和香港學人對本土化的認識與50多年 之前盡管有許多的相似性,但決非歷史的簡單重復。

  人類學中國化是中國人類學從對于西方學術理論的簡單引進和接受照搬,向全面地分析 西方人類學的理論,并將理論精華用于中國實際的進步。個國化的系統意見多數恰恰是那些 曾經系統地學習過西方人類學理論的學者提出的,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甚至還是西方人類 學學術領袖的得意弟子,較為系統地掌握了學科理論和方法。因而,他們提出的人類學中國 化是在掌握西方人類學理論的基礎上,擺脫西方學術之爭,將理論用于經過廣泛調查了解的 中國各民族文化實際的產物,是在對西方理論在理解的基礎上,加以思考的結果。這種結合 已經不完全是純的舶來品,不是單純地把西方的理論用適當的中國傳統概念加以解釋,不是 僅僅專注于西方理論的系統介紹,不是繁瑣地羅列中國的事實,而是企圖用西方的研究理論 和方法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的文化,并進一步解釋其中的特殊現象。他們不滿足于引進和介紹 而是力圖以本土資料進行研究,乃至于用中國文化提煉出的概念研究整個人類社會,在中國 發展人類學,并對世界人類學做出貢獻。

  人類學中國化問題上的研究和實踐活動,既包括20世紀前半期的討論與實踐,也有臺灣 和香港學者的貢獻,更需要重視大陸學者的最新研究和學術活動趨勢。人類學中國化的歷史 為我們提供了廣泛的思索和寶貴的經驗,對于建設現代中國人類學,特別是面向2l世紀的中 國人類學具有重要意義。

人類學者與人類醫藥文化

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翁乃群
  興起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醫學人類學是當代人類學中最活躍、最興旺的分支學科之一。其淵源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體質人類學對進化、適應、比較解剖學和人種等的探討。在后來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者所寫的許多民族志中也記錄有被研究的族群中在對生、老、病、死的信仰以及基于這些信仰出現的巫術、魔術、習俗行為和醫藥等。譬如,著名的英國醫生兼人類學家里弗斯就曾發表過題為《醫藥,魔術和宗教》(1924)一書。本世紀三、四十年代,人類學家也曾和心理學家以及精神病學家共同探討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生物因素對人的性格以及精神健康的影響。二戰以后,由于國際社會對推進國際公共衛生事業的重視,而在實施過程中在“異”社會文化環境中工作的公共衛生工作者發現健康與疾病不僅僅是生物學問題,更是社會文化問題,人類學家也就因此被卷入到這—事業中去。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醫學人類學從應用角度被逐漸興起。

  由于該學科在美國創始初期的五、六十年代帶有較強的應用性色彩,對社會理論研究注意不夠,即投身該學科的人類學者多致力于促進社會公共衛生事業在第三世界的發展,而置身于當時在包括結構主義學家、符號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和民族語言學家等的人類學界正熱烈展開的對文化研究的再思考的潮流之外,使該學科在人類學科中處于二等分支學科的地位。從事該學科工作的人類學家也常為會被當著醫學人類學者而感到難堪。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學科畢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19;7年有學者搜集了當時致力于公共衛生事業的美國人類學者的名單共只有49人,但到90年代初美國醫學人類學會的成員則超過了1700人。更值得指出的是當今醫學和精神病學人類學家們所關心和研究的社會理論問題正是人類學界所關心的中心問題,使他們的地位在整個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變得突出起來。對文化和表現(repre sentation)的討論日益變成對病的表現的分析,從關于大眾醫學知識的討論變為對諸如愛滋病等疾病的社會表現的分析。各種醫學機構變成了研究分析權力(power)和統治(dimination)的關鍵場所。女權主義者也利用醫學現象探索婦女軀體、分娩與繁衍的社會性別表現。以及這些關系對勞動分工的變化。如果說自然科學與歷史主義的爭論,即對所有知識都是產生于一定歷史背景之下的觀點的爭論一直是本世紀的哲學、知識社會學和科學史研究的中心問題,那末,醫學人類學則是人類學中提出和探討這一問題的重要分支學科。

  從醫學人類學開始興起到現在的近四十年的歷史中,該分支學科在人類學科的位置終于從邊緣走到了中心。該學科從以應用為主到以社會文化理論研究為主兼顧應用研究。從以“異”社會文化的醫藥現象及其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到對西方醫學知識及其醫療制度的反思,即對醫學知識的產生、發展與社會文化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對歐美中心主義的批判。從把非西方社會對疾病與健康的認識以及非西方社會的醫藥知識、制度與行為視為基于非理性的文化“信 ”,而把西方醫學視為基于理性的,全憑觀察與實驗的生物學(自然科學)的“知識”,到認為西方醫學的發展也是與社會文化及其發展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在我國對大多數人來說,人類學仍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學科,而醫學人類學更是如此。殊不知我國的醫療制度、中醫、中西醫結合等一直是或曾經是西方醫學人類學所非常關注的問題。如果我們翻一翻六、七十年代的醫學人類學的著作或刊物,就不難發現其中有許多探討 中國農村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的文章。當時的美國人類學的影視資料中,也有關于這方面的內容。這是與醫學人類學初創時期主要參與推進國際公共衛生事業相聯系的。當時舉世公認我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是在缺醫少藥的第三世界國家中發展公共衛生事業的最為成功的經驗,聯合國衛生組織還把這一經驗作為典范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大力推廣。相比之下,當時我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對這一制度的研究顯得有些不以為然,正可謂是身在廬山不識其廬山真面目。記得l990年一位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在與筆者的一次偶然交談中對這一曾經對國際公共衛生事業有過巨大影響的醫療制度于80年代初在其創造國的迅速垮臺大表 其困惑和惋惜。現在回想起來這一變化正好說明一種醫療制度在社會的建立與發展是與該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的變化密切相關的。

  解放以后,我國政府對中醫的認可,即在國家的醫療制度中賦予中醫和西醫一樣的合法地位,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不僅是政府的選擇,更是社會文化的選擇。這一醫療制度的選擇不僅體現在軟件上,也體現在硬件上。從醫務人員的管理制度上,到醫療機構設施上中醫與西醫都基本一樣。即中醫醫務人員的級別職稱、工資待遇與西醫的無區別。在大多數城市里政府不僅設有西醫醫院,也設有41醫醫院。全國幾個主要城市里不僅設有西醫學院,也設有中醫學院。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政府中西醫相結合的倡導下,西醫醫院中也設有中醫門診和病房,西醫醫生也采用中醫藥物,而中醫醫院里中醫醫生也采用西醫的診斷設備與方法。西醫學院里開有中醫基礎知識和理論的課程,而中醫學院中也設有生物、化學、生理等課程。就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中西醫結合的現象也隨處可見。從老百姓關于健康與疾病的言談話語,到他們的日常飲食,從普遍人家中藏有的醫學常識書籍到他們藥箱里備用的藥品,無不表現有這一現象。中醫與西醫所賴于產生與發展的哲學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說前者是在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產生的西方哲學思想基礎上的生物學研究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而后者則是在幾千年來漢族文化的哲學宇宙觀基礎上的醫藥實踐中發展起來的。兩種不同的醫學體系竟然能夠在實踐層次上成功地結合在一起,實為人類社會歷史上的一大奇跡。這一奇跡只能從社會文化來解釋,這正是醫學人類學可以而且應該探討的問題。

  西方的醫學人類學界對我國的中醫以及中西醫結合的問題一直是非常關注的,涉及這方面問題的論文也有不少。但在我國自己的人類學界至今未見有人涉及。雖然在我國中西醫已 結合在一起,但兩種醫學的診治方式是很不一樣的。兩種醫務人員與病人的關系也是不同的。對這些不同的比較研究也是非常欠缺的。我國人類學對中醫學包含的豐富的漢族社會文化觀念以及哲學思想的研究也是不足的。對中西醫醫學知識是如何在我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被再創造和再生產,其中包括中西醫工作人員是如何在醫學院和醫院里被“醫學化”,以及兩種 “醫學化”的不同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在我國的傳統醫學中,除了中醫以外還有藏醫和蒙醫等。對這些傳統醫學進行調查研究,對其中所包含的符號和文化意義進行分析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在我國農村或城市的醫療保健制度正在改革過程中,全國也在繼續大力推動計劃生育和兒童保健工作,隨著人口的老齡化,老年保健與疾病問題也日益突出。再有,在中醫學以及中西醫實踐中也充分表現有社會性別問題。對上述改革和問題開展醫學人類學研究,記錄其過程,分析上述問題中的社會文化因素,都將有利于推動人類學在我國的發展。反過來,這些研究成果也將對我國的社會發展和進步產生積極的作用。

女書

  女書是中南民族學院一個調查組1982年在湖南江永縣發現的,這一發現當時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轟動。女書文字共有2000多個字符,能運用于日常生活,多為女性1司相互訴苦所用,且一般只傳兩代人。
  中南民族學院女書研究專家謝志民教授憂慮的是,女書傳人如今僅存93歲的楊煥誼一入,女書傳承出現危機;女書原件已被國外專家高價購走,相關資料流失。
  謝教授說,女書究竟產生于何時,女書與漢字楷書是什么關。系,女書是一般性的文字還是秘密文字等,都有待于研究。為此他建議有關部門為健在的女書傳人錄音錄像,加強女書作品保擴等,以免原始資料流失國外。 (原載《深圳特區報》)

廣告是人類學研究的表情

無處不在的廣告就象我們周圍一張張的臉,你能夠看出他的表情嗎

◇廣告的價值更多的體現在人文選擇上。它首先表現的是概念的思考。它是深入淺出的人類學,是人類學研究的表情的而“性情系統”研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廣告的功能是銷售,對象是人。廣告的情勢刺激是制造消費。一部社會發展史也是一部消費史。廣告是最直接迅速查閱一個時代的索引和工具書。

◇廣告更多的承繼了現象學、符號學、譜系學和存在、結構主義等的人類學思想的營養。廣告往往是將某種視覺效應,帶進可以觀察接受的存在之中。

◇文化具有后天習得性。而這一后天習得的文化因子,會特有的“性情系統”,對社會文化、環境事物的認同接受。這也是廣告策劃研究中的關注。

◇廣告是商業行為的產物。制造的是消費(時尚的、高值的消費)。產生出的更多的是奢華和虛俗。只有當廣告的公益性大于商業性的時候,公民的文化素質和道德水準才日見希望。現在,廣告如果能夠借助道德結構和傳統結構的關系,處理產品主題,就是一個不小的進步。順應人的自覺意識,引導人的非自覺意識,去行為。也只有這樣人們的表情才更加豐富、健康。

《金翼》……《銀翅》

  研究中國家族制度的學者往往要參考一本叫做The Golden Wing(《金翼》)的書。該書在本世紀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首次面世。林耀華先生的《金翼》曾被人類學家費斯贊譽為“如竹葉一般,它簡樸的形式下卻隱藏著高度的藝術”。然而1936、1937年《金翼》誕生前的最后兩次田野調查,距今已逾半個世紀,其間經歷了社會滄桑與人事遷移,黃村及其所在縣鎮發生了哪些變化呢?人類學如何提供新的鄉土民族志并發現進一步的解釋性理論和方法論呢?多年后林的學生重訪“金翼”黃村,寫下了這本《銀翅》.

  《銀翅》一書中匯聚了中國福建某地方社會數十年的滄桑變化、人事更替和文化傳承,并由作者釀出新意。全書融人類學隨筆、民族志、訪談、史料與田野分析、實證與直覺觀察于一爐,提供的寫作系統與方法論旨在闡明中西文化撰述的同一性與差異。由于包容廣泛、文筆流利,也很適合隨便翻翻。

  《銀翅》 莊孔韶(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32開  551頁  定價:32.00元


版權所有 face21cn 文訊發展事業部

 www.okjwjg.live 人類學網站 

神龙宝石救援彩金